我的媽媽是同性戀

我心裡一直都有一個聲音：我真的不覺得我媽媽這樣有什麼變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可是又沒有辦法去跟社會的聲音對抗。我心裡的聲音逐漸被削弱了，可是它又一直都在。

紀錄片《日常對話》劇照。圖片來自網路

文｜實習生周小琪 新京報記者賈世煜

編輯｜蘇曉明 校對｜郭利琴

►本文約4899字，閱讀全文約需10分鍾

11歲那年，黃惠偵第一次從長輩口中聽到「同性戀」這個詞，說的人是她母親。

那是一個台灣的短髮婦女，顴骨很高，看起來沉默寡言。她的職業，是做「牽亡」（台灣的一種祭祀儀式）的法師。

這些年來，她的母親總共交往過十多個女朋友。在家裡，黃惠偵和母親除了每天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沒有別的交集。

在黃惠偵的家庭中，父親的角色是缺失的。他是一名油漆工，嗜賭，愛家暴。黃惠偵10歲時，母親帶著她和妹妹從家裡逃了出來，再也沒有回去過。

一段漫長的時間裡，黃惠偵怨恨自己的母親，「我為什麼是一個『變態』生的小孩？」她曾經極度缺乏安全感，常在夢中看到母親離去的身影，留下她和年幼的妹妹。長大后，她試過逃離，卻又因責任感重返家庭。

直到1998年，她拿起攝像機，將鏡頭對準母親。太多疑問纏在黃惠偵心裡：媽媽喜歡女人是正常的嗎？為什麼媽媽愛女朋友要比愛我們多？為什麼我們明明是相依為命活過來的，卻好像陌生人？

有人不解，認為攝像機是一把挑開傷疤的利劍。但她將拍攝視為母女和解的過程：「這台攝影機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們的生活，但我是靠著它才有膽識去靠近我媽媽的。」

拍攝用了將近20年時間，黃惠偵將片子取名為《日常對話》。據台灣媒體報道，這部紀錄片先後拿下德國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兩項大獎，並將代表台灣參加第90屆奧斯卡外語片競逐，成為首部代表台灣出賽的紀錄片。

最近，我們找到黃惠偵聊了聊。談及這段經歷，她已經足夠坦然。即便被問到一些尖銳的問題，她的語氣也不會有太大的起伏，始終溫柔又從容。她向我們袒露了這些年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以及和母親從撕裂到和解的全過程。

口述者：黃惠偵 39歲 紀錄片《日常對話》導演

「我是『變態』生的小孩」

從我有記憶開始，媽媽就頂著一頭像男生的短髮，喜歡穿襯衫長褲，平時也很少打扮。

小時候還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直到我開始上國小，看見同學的媽媽送便當到學校來，她們都留長發、穿裙子，我突然發現：咦，我媽媽好像和別人不太一樣。

我們一家生活在社會底層，媽媽的職業是做「牽亡」的法師，爸爸是個油漆工，嗜賭，平時幾乎不在家。

正在做「牽亡」表演的黃媽媽。圖片來自紀錄片《日常對話》

7歲時，一個經常和媽媽一起工作的阿姨開始頻繁在我家出入，她們經常會一起出門打牌、喝茶或者看歌仔戲。

我很嫉妒這個阿姨，因為媽媽在家裡不太跟我們說話，臉上也不會有笑容，但她和阿姨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說說笑笑，看上去很開心。

有一天，我聽見她們的朋友開玩笑說，阿姨是我媽媽的老婆。

當時我也不覺得驚訝，因為她也沒有傷害別人，只是喜歡的人是同性而已。在那時，我還不知道有「同性戀」這個詞。

到了11歲那年，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長輩們聊天聊到了我媽媽，說她是「同性戀」，是一個喜歡女人的女人，這樣是不正常的、是變態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同性戀」這個詞，我開始思考：原來喜歡同性的人，有些人會認為她是不正常的。

我想了解什麼才是「同性戀」，但當時同性戀在媒體上出現都是非常負面的新聞，什麼同志情殺案、同志轟趴吸毒之類的。跟同性戀相關的書籍也都被放在醫療相關的書架上，裡面都說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病。

當時我所能獲得的所有諮詢都是負面的，我就一直感覺自己被困住了，內心有非常多的衝突和掙扎。

我心裡一直都有一個聲音：我真的不覺得我媽媽這樣有什麼變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可是又沒有辦法去跟社會的聲音對抗。我心裡的聲音逐漸被削弱了，可是它又一直都在。

我開始怨恨媽媽為什麼和別人不一樣，怨恨我為什麼是一個「變態」生的小孩，更讓我怨恨的是，我媽愛她的女朋友好像總是比愛我們要多。

逃離

我的父親從來不養家，而且還會家暴，媽媽身上的錢都被他拿走了，連吃飯的錢都不剩。那時我經常做一個夢，夢見媽媽一個人走了，留下了我和妹妹。

10歲時，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從家裡偷偷逃了出來，逃得匆忙，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麼也沒有帶。

聽我媽的朋友說，她看見我父親提著一把刀在到處找我們。那段時間我們東躲西藏，錢都是問媽媽的朋友借的。因為沒有錢，媽媽掙了一些錢回來，好不容易才租了房子，穩定了下來。

之後因為沒有戶口簿，我就沒有再上學，而是跟著媽媽學做「牽亡」表演。但我不想做「牽亡」，我想像其他人一樣去上學。

那些年，我和媽媽生活在相同的空間里，但我們就像是同個屋檐下的陌生人。除了桌上的飯菜，我和她的生活完全沒有交集。

每天早上，媽媽總是先於我醒來，她會先準備好我的午餐，然後出門。

每天傍晚，媽媽會在外面吃過晚餐之後才回家，靜靜地梳洗完畢后，又回到屬於她的房間，打開收音機關上房門，在晚上九點睡去。

我們之間沒有噓寒問暖，沒有母女間的心裡話，更沒有「我愛你」。我很羨慕那些家庭和睦的小孩，甚至會羨慕那些會跟父母吵架的小孩，因為我和媽媽連話都不怎麼說，更別提吵架了。

我對她的印象就是她常常不在，都是跟她的女朋友在外面玩樂。所以我心裡一直有個想法，就是逃離這個家的一切，逃離我媽。

到了20歲，我才第一次付諸實踐。

那段時間媽媽交了女朋友，她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女朋友去打牌、賭博，甚至還背負了一筆不小的債務。我覺得沒有辦法再承受了，就下定決心要離開她。

黃媽媽和朋友們一起打牌。圖片來自紀錄片《日常對話》

我搭上了離開家的列車，到了外地，分別在一家自然導覽工作室和玻璃工廠找到了工作。

然而，在工作了一年後，我又回去了。那一年我想了很多，我是家裡的老大，上有媽媽，下有妹妹，我身上還有責任在，必須得要撐住，不能就這樣一走了之。

重點是，我發現我還是很在乎我媽媽。

「媽媽不是『變態』」

1998年，我遇到了紀錄片導演楊力州，他來拍我們的「牽亡」表演。那時我才知道，原來只需要一台小小的DV攝像機，我就能自己來拍一部影片，它可以在電視上被傳播。

我也想自己來拍一部紀錄片，就去社區大學報了名。我原本只是想去學拍紀錄片，但學到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社區大學是由一群搞社會公益的人創立的，他們創校的目的是做知識解放，所以那裡有很多不同論著的書籍。

看了那些書我才知道，原來作為這個社會的少數，不管你是一個同性戀，或者是一個精神疾病患者，甚至你只是一個身體上有障礙的人，當你成為這個社會的少數的時候，就是會招來一些異樣的眼光。

我的內心終於沒有那麼掙扎了，我終於明白，媽媽不是別人口中的「變態」。

學成之後，我決定要自己拍一部紀錄片。拍攝最原始的動機是憤怒，我對整個社會帶給我們的偏見和標籤感到憤怒，我希望幫我們這樣生活在底層的少數族群講話。

但當時還沒有想好拍什麼，就先把攝像機的鏡頭對準了我和母親。

從1998年到2012年，我用攝像機零零散散地拍了很多我和母親的日常生活，媽媽也漸漸習慣了家裡有個人拿著攝像機走來走去。

2012年，我生下了女兒，新生命到來的喜悅在家中洋溢，有些原本堅硬的東西好像也隨之柔軟了下來。

看著女兒一天天長大，我也慢慢體會到了做母親的心情。我非常驚訝的是，當女兒生病了、受傷了，我心中除了心疼，居然還會感到自責，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她才會生病、受傷？

我開始思考：當我媽媽看見我生病、受傷時，她會是什麼心情？她到底愛不愛我和妹妹？為什麼我們明明是相依為命活過來的，卻好像陌生人？

如果在平常，這些問題我都不可能問得出口，所以我想到了以拍紀錄片的形式來把這些問題問出來。我希望通過拍攝紀錄片，來更多地了解她，從而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甚至希望我媽也能達成和她自己的和解。

媽媽當時已經快60歲了，老年人該有的疾病——高血壓、高血脂，她一個都沒落下，所以也不知道將來還能和我們相處多久。

我告訴她，我很想趁她還能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把我們家的故事記錄下來，將來我女兒長大了，也可以通過這個片子回憶起當年的故事。另外，2012年台灣正好開始提同志婚姻的修法，我也希望通過這個片子對台灣社會產生一些影響。

媽媽聽了后，只悶悶地回了一句「嗯」，但我知道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了。因為如果她不想做某件事，就會直接說「我不要」。

「我知道你一直很討厭我」

這台攝影機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們的生活，但我是靠著它才有膽識去靠近我媽媽的。

如果說攝像機是一把刀、一把槍，它對著的人從來都不只是我媽，還有我自己。在它的見證下，我了解到了很多媽媽不曾提及的過去。

拍攝過程中，舅舅和姨媽告訴我，在他們那個年代，鄉下女生年紀大了還沒嫁，大家就會催她趕緊嫁，而且祖宗桌上是不會供奉未出嫁的女兒的。

在社會壓力的逼迫下，我媽跟我爸結了婚。

長輩在聊到我父母的婚姻時，說了一句話：「女人長大了就是要嫁人，不然要做什麼？」但當我問他們關於母親性取向的問題時，他們都會裝作不知道，迴避這個問題。

這些年來，媽媽總共交往過十多個女朋友。其中一個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媽媽是一個對伴侶很溫柔的人，會經常叫她「寶貝」，還把所有的錢都給她花，甚至會親手給她洗衣服。媽媽曾告訴她，我和妹妹也不是她親生的，而是領養來的。

訪問這位阿姨時，我一直在笑，但聽到這些話，我有很多複雜的感受。媽媽從來沒有叫過我「寶貝」，我和妹妹也是她親生的。

可是我最大的感受是為媽媽難過。她居然需要在她的女朋友面前，編出很多套劇本，來描述自己的生命是什麼樣子。我倒不認為這叫說謊，而是一種她面對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不去面對它。

提到往事，媽媽很痛苦。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時間，她也想過自己獨自離開，又怕留下的兩個女兒會被餓死，才決定帶著我們一起走。

剛逃走的那段時間，媽媽特別害怕，她怕我們出去做「牽亡」時會被爸爸抓走，每天晚上都要等到我們回來了她才能放心。

拍攝最後一場對話時，我和媽媽坐在餐桌的兩端。媽媽沉默了許久，低下頭說「我知道你一直很討厭我。」

我忍不住哽咽了，「我覺得是你討厭我，但我還是很愛你，要不然我當時出去工作了也不會回來，不用回來扛那些債務，不用三天兩頭就看你發脾氣。」

我看到媽媽的頭更低了，緊接著的是更為長久的沉默。

黃惠偵拍攝的與媽媽的最後一次對話。圖片來自紀錄片《日常對話》

聊完后，我和媽媽第一次回到了原來住的那間房子。十幾年前，我的父親在這裡自殺死去，雖然有別的住戶搬了又走，但媽媽和小時候的我都被困在了這裡，沒有真正離開過。

現在又重新回到這裡，這一次，我希望我能帶著媽媽，真正離開這個家。

漫長的和解

經過這段漫長的拍攝過程，我漸漸理解了我的母親。

從社會普遍的標準來看，母親必須要大愛無私、無怨無悔地為孩子付出，要把所有的資源、時間都讓渡給小孩。我的媽媽好像沒做到這一點，但對我來說，她已經是一個合格的母親了。

因為這是一段她從來都沒想過的人生，她沒有想過要一段婚姻，也沒有想過要兩個小孩，但她突然有了。她只能盡她所及，用她的方式去做她認為一個母親該做到的事。

比如，她不會讓我們餓著，只要她有錢，就會買很多東西給我們吃。因為在她成長的年代，她的父母也沒有滿足過她物質生活以外的情感需求，她不知道原來父母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她認為父母能夠讓孩子都有東西吃，讓他們長大成人，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有人指責過我，說為什麼要拍攝這麼私人的題材。但是，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很難有純粹叫做私人、個人的事情。

我們家經歷的這些事情，一看就覺得特別不幸，但當你把它放到整個社會的脈絡去看時，你會發現不是只有我們家在經歷這些事：很多女性長到一定年紀就要被嫁出去，這段婚姻可能也不是她想要的，但因為這個社會給我們的框架在那裡，沒有其他多餘的選擇。

而且事實證明，我們在經歷這場對話之後，我們的關係才終於改變。

我們現在講的話比以前要多很多。我偶爾會提醒她要吃藥、要多運動，她還會講她跟她的女朋友去做了哪些她覺得好笑的事情，這些可能在尋常家庭沒什麼，但我們過去連最基本的關心的話都不敢開口，我覺得這樣的改變對我來說已經夠了，它已經非常大了。

12月初，媽媽提出要我陪她出門買一輛新的摩托車。媽媽騎著舊摩托，我抱著女兒坐在後座，看著媽媽並不寬厚的脊背，在風中笑得很開心。

因為媽媽的個子不高，我們最後選了一輛小型的淺藍色摩托。我叮囑她，千萬不要用這輛摩托載我女兒，不安全，但她偶爾還是會趁我不在載著我女兒去廟口看戲。

女兒告訴我，阿嬤（外婆）會偷偷跟她抱怨：「你媽媽好啰嗦。」

啰嗦就啰嗦吧，至少這讓我更加確信，我和媽媽之間已經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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