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作者：李長莉

自標誌著中國社會史學科復興的中國社會史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於1986年召開以來，迄今已經近三十年了。這個新學科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如今已經形成歷史學領域的一個重頭學科，並且呈現發展最快、最具活力和開拓性的態勢，成為史學創新的重要生長點，而理論方法的創新就是推動社會史發展的內在動力。

社會史興起於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和史學創新時期，是從反省舊史學理論方法的缺陷與偏失、借鑒新理論方法進行史學創新而起步的。研究視角的轉換與理論方法的創新，形成社會史的突出特點，也是與傳統史學及其他專史學科的重要區別，是引導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業內學者對學科理論方法一直抱有高度重視及不斷反省的意識，在學科發展的不同時期、各個階段，都有學者撰寫綜述或專題文章，討論反省學科理論方法及動態走向，力求開拓創新。這方面的文章數量不少，本文內容中將作一些引述與評論。其中如2009年常建華等撰寫出版的《新時期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1986-2000)》①一書，對中國社會史復興前十五年間的研究作了全面、綜合性的評述，其中列有「社會史理論述評」專章，對社會史定義及與其他學科的相關性的討論作了系統回顧與評論，有些理論界說已經在業內形成基本共識。

相對於學科理論來說，研究方法更具實踐性、操作性和多樣性，對於實際的學術研究更具引導意義，因此也更受業內研究者的注意。關於社會史的具體研究方法，上世紀80-90年代社會史初興時期曾有過比較集中的討論。1999年，蔡少卿和李良玉曾撰文作過綜合歸納，將社會史研究方法歸納為五種：第一，挖掘中國社會史資料；第二，提倡田野調查；第三，吸收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第四，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第五，注意有機地吸收西方學術理論。②這五種社會史研究方法反映了社會史復興時期學界的一些初步認識，雖然說法不一，有的說法也不夠清晰、界說有所不同，但反映了社會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趨向。此後近十餘年來，有關社會史研究方法的集中討論逐漸減少，研究者更多地致力於研究實踐以及對一些具體方法的專題討論，這正反映了社會史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和深入，更注重向多元、縱深方向拓展。而研究方法的每一次開拓和創新，往往或引出一個新領域，或開拓一個新路徑，有的甚至創出一片新局面。

這三十年間，社會史研究方法一直是學界不斷反省、探索的一個重心，眾多研究者在研究實踐中也不斷探索、積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不斷創新，改變了傳統史學方法單一、框架類同、千文一面的老面孔，呈現出新路迭出、分支日增、多元發展、百花齊放、爭奇鬥豔、生機盎然的新局面。有些研究者主要沿著一些特定方法深入探索與實踐，作出系列成果，研究方法也日益成熟，不斷向縱深拓展，從而形成研究特色和專門領域。有些研究者善於吸收新的理論方法，開拓新研究領域或研究視角，形成一些研究熱點，推動著研究創新。有的研究者則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突顯綜合性、跨學科研究的優勢。在三十年間一些學者不斷反省與討論，眾多研究者在研究實踐中不斷探索過程中，形成了一些社會史研究中應用比較廣泛、特色比較突出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的特色及發展演變軌跡，也集中反映了社會史學科發展演變的一些特點，但迄今對此尚缺乏綜合性的梳理與分析。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研究方法創新最為明顯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為主要參照，對中國社會史三十年發展中研究方法的探索及形成的一些新路徑作一簡要梳理與分析，就教於同好。

一、開掘民間史料

歷史研究的依據和基礎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資料。對史料的收集、考辨、解讀與利用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社會史作為史學分支，仍然以此為基本方法，只是收集利用史料的範圍和重心，以及解讀的視角，與傳統史學相比有所不同。

史料遺存浩如煙海，每一專史或分支學科，因其研究對象和目的而選擇利用的基本史料有所不同。以往以政治和精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歷史研究，由於關注重心在社會上層，因而比較注重利用官方檔案、文書以及精英人物的文字遺存等來自「上方」的史料，而社會史由於研究視角轉向社會與民眾，研究重心下移，因而更加註重反映社會「下方」的史料，即所謂「目光向下」。因此，社會史研究方法的創新首先表現在基本史料範圍的開拓與重心轉換上，即大力開掘利用以往被忽視的民間史料。如報紙在傳統近代史研究中不受重視，認為只是記載社會新聞、奇聞瑣事等二手資料，即使是關於重大政治事件的內容，也往往是風聞傳言、街談巷議及臆測妄評之類，多不是重大事件親歷者的真實記錄，因此其史料價值遠不如檔案類的第一手資料。而從社會史研究實踐可以看到。不僅報紙被作為最貼近社會和民眾生活的資料受到重視，其他大量反映民間聲音或出自民間的史料都被納入到可資利用的史料範圍，如日記、筆記、家譜族譜、書信、賬本、契約、大眾讀物、歌詞唱本、通俗小說等，甚至不再局限於文本史料，而擴大到碑刻、圖像、照片、建築、器物、戲曲、口述資料等非文本資料。一些傳統史料如官方檔案、文書、人物文集等資料，社會史研究者也更多關注其中有關社會和民眾的內容，如司法訴訟檔案中所反映的民間生活狀況，官方檔案中反映的社會災荒、動亂、民眾生活等內容，人物日記、筆記中反映的社會生活等內容。

這一點在近代社會史領域表現更為明顯。由於近代史距今時代較近，史料遺存數量巨大、種類繁多，民間資料更是蘊藏豐富、分佈廣泛，為近代社會史研究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儲備。以往一些傳統史學研究不屑一顧的民間記述，成為社會史研究者利用的主體史料。特別是近十餘年來，伴隨著社會史研究的興旺發展，反映中國近代社會與民眾的大批史料被整理出版，尤其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應用，海內外陸續開放大批歷史資料網站及資料庫，大批近代報刊、方誌、族譜、筆記、日記、檔案等被電子化，為社會史研究者提供了海量史料。這些記錄歷史上社會狀況原生態、展示民眾生活實況的鮮活資料，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資源，也極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間。這種基本研究史料的轉換，對應著社會史研究內容的轉換，使得社會史研究成果的面貌也與傳統史學迥異。

二、借鑒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歷史學是一門以記述和解釋歷史為宗旨的實證性與綜合性學科，除了史料的收集、利用這一史學基本方法之外，各分支學科還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採取一些不同的具體研究方法。如政治史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為研究對象，因而比較偏重於具體史實的考辨和記述。與此不同，社會史研究對象是包羅萬象的社會，從這點而言，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有所重合，因而需要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這也是社會史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區別於其他史學分支的一個突出特徵。

在社會史復興時期學者們就對此作過討論，並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社會史不能局限於文獻考證、史實記述等傳統史學研究方法，因為這些傳統方法適合於以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史學領域，而社會史因其研究對象的結構性、複雜性、多樣性、綜合性，需要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

社會學是與社會史最接近的一門學科，由於二者研究對象都是社會，而社會學學科發展較早，研究方法比較成熟，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成為廣大社會史學者的共識，也成為社會史研究借鑒的一種最主要的方法。對於借鑒社會學方法，學者們曾有過比較集中的討論。如有學者指出，社會史是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結合體，應採用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人口論、結構論、功能論、模式論、分層論、流動論等。此外，由於社會的研究領域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還需要用其他各相應學科的理論方法，如城市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③還有從借鑒社會學理論層面闡說，認為可供借鑒的社會學理論主要有：結構理論、功能理論、衝突理論、分層理論、互動理論、角色理論等。④在90年代，一些近代社會史研究者較早借鑒一些社會學理論作出了比較成功的嘗試。有評論指出，有些學者借鑒社會學結構功能理論，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現代化或工業化歷程、商會和行幫、商人、士紳、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人口流動(包括流民)、秘密社會以及婦女等各類社會史問題，取得了較好的研究成果。諸如池子華對近代中國流民的描述，⑤馬敏對商會史的研究，⑥王先明對清末士紳階層分化的分析，⑦張仲禮等人對近代城市化進程的考察，⑧也都能看到社會史學家尤其是近現代社會史學家對上述社會學理論在不同程度上的選擇和運用。⑨

社會史與人類學的關係也很密切，可以說僅次於社會學。人類學以人及群體的生存、生活和文化狀態為研究對象，與社會史相通，因而對人類學理論方法的借鑒也是社會史學者廣泛採取的研究路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影響較大的人類學理論有文化多元論、文化模式論、弱勢群體論、中心與邊緣理論等，近年又有一些學者探索運用一些較新的理論，如身份理論、表演理論、文化建構理論、生態環境理論等。社會史學者借鑒較多的人類學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法、民族志記述法、深入訪談法、移情法等。有些主要借鑒人類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後來形成「歷史人類學」學派，更突顯了跨學科的特色。

三十年來社會史學者的討論及研究實踐顯示，社會史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呈現越來越多、越來越開放、越來越綜合、越來越靈活的趨向。研究者除了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方法借鑒較為普遍之外，還往往根據研究對象和內容，選擇借鑒其他一些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如民俗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律學、傳播學、政治學等。在此基礎上具體如何借鑒及借鑒哪些具體方法，則各有選擇及側重，呈現多樣化狀態，有的是主要借鑒某一學科方法，有的則是借鑒多種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或跨學科研究。採用較多的具體研究方法如：統計法、社會(田野)調查法、個案分析法、微觀研究法、心理分析法、語詞分析法、移情法、訪談法等，借鑒較多的社會科學理論則有社會結構與功能理論、社會心理與行為理論、社會衝突與社會控制理論、文化建構理論等。社會史研究者借鑒這些社會科學理論方法進行具體研究，大大拓寬了研究領域，增強了研究深度，也成為社會史與其他傳統史學分支不同的一個突出特徵。這些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社會史研究成果，往往具有一些跨學科研究的色彩，這也成為史學創新與發展的一種新趨向。

社會史雖然需要借鑒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但在研究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簡單套用社會科學概念、名詞或理論框架，因而使社會史的歷史學特色有所減弱的現象，即過度「社會科學化」現象，對此學界也有一些反省與討論。如有學者提出，在借鑒其他學科理論方法時應注意避免簡單套用一些學科概念、名詞等，而應創造性地實現多學科的綜合。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在科學功能、科學規範和學術方法方面是有差異的。提倡多學科的互相借鑒互相滲透，並非主張千篇一律地實行拼湊，甚至簡單套用概念、術語，重要的是利用相關學科的範疇、概念和研究路徑構建全新的解釋體系去表達研究對象。⑩研究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社會史研究須借鑒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但又不是簡單套用一些其他學科的概念、名詞，也非只是套用某一單一理論，只作此一理論的歷史註腳，而應據研究對象和問題，綜合借鑒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研究社會史具體問題。

總之，社會史雖需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但與這些學科本身還是有較大差異。社會史作為歷史學的分支領域，仍然具有史學學科的根本特性，即是一種著重考察歷史發展與變遷過程的研究，是一種「歷時性」、縱向性的經驗性研究。與此相比，社會學則是一種「共時性」觀察性研究，是對當下社會狀況的研究，注重其橫斷面的結構狀態。與歷史學注重經驗性研究不同，人類學則注重符號性研究。各個社會科學學科最主要的特徵是對於當下社會現實的研究，是一種即時性、現存性的研究，研究對象真實存在，能夠被當今人所看到和感知。而歷史學研究對象則是已經過去了的歷史，是已經消失的人與事物，因而首先需要還原歷史，並以歷史變遷的視角進行經驗性研究。就中國近代社會史而言，其研究對象是與當今聯繫密切的剛剛過去百餘年間的歷史，因而與當今現實具有更多的聯繫和延續性，需更加註重與當今聯繫密切的社會變遷過程及機制的研究，加之遺存資料比較豐富，社會有較多相似性，因而更需要借鑒在當今複雜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來進行近代社會史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主要優勢在於，由於研究對象與現實社會拉開了一定距離，研究者不再有現實利害關係因而比較超脫，能夠掌握關於研究對象比較全面的資料，可以比較客觀地從長時段縱向視野中考察歷史事物及其演變，因而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對事物的觀察具有更加全面性、系統性、綜合性及經驗性優勢。也正因如此，社會史具有更多跨學科、交叉學科、綜合研究的特徵。

三、社會(田野)調查法

社會調查是不少社會史研究者採用的一種方法，也是社會學和人類學最基本的方法，人類學稱為「田野調查」。社會學的社會調查比較寬泛，主要運用問卷、訪談、採樣、統計、歸類分析等具體方法。人類學則偏重對異民族、早期文明族群及鄉村等具體區域性的調查及體驗，因而更強調親身進入被調查的族群、鄉村、社區等，進行實地考察、資料收集、參與觀察、親身體驗及深入訪談等，以收集最原始的資料，及身臨其境地體驗與理解，進行真實的記錄與解釋。社會史研究對象與社會學和人類學有所重合，只是更偏重於歷史上及歷時性，因此可以借鑒社會調查方法，但更偏重收集歷史遺存資料。

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就是史料的搜集與分析，以往政治史研究對象是社會上層，因而偏重於上層的、書寫的文本資料，如檔案、官書、文集等，社會史研究對象轉向社會下層、民間社會與民眾，而有關這些階層的文字記錄往往並不完備，而是更多地存留在民間社會，大量散落在民間的文本及非文本資料。因此，社會史研究首先需要借鑒運用社會調查方法，以補充收集有關民間社會的資料。

歷史學者借鑒社會調查方法其實早就有了，如作為史學宗師的漢代司馬遷撰寫《史記》，就作了大量的實際調查、訪問等。但這還不是近代學術意義上的社會調查。近代史學借鑒社會調查方法，在1949年前即已有，如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等，皆有學者進行實地調查，收集原始資料。1980年代，社會史復興以後，首先是廣東、福建的一些研究明清史學者與海外學者合作，借鑒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對華南地區鄉村開展田野調查，發表一批對華南鄉村寺廟、宗族、村社等研究成果，引起史學界關注，被稱為「華南學派」。1990年代以後，這批學者又提出「歷史人類學」的概念，研究領域也由華南擴大到華北等地域，研究時段也下延至近現代，仍然以社會調查、田野工作為學術特色。此外，山西大學社會史研究團隊，以研究山西區域史為主攻方向，主要採用社會調查方法，師生分散到山西各地鄉村，廣泛收集民間遺存的文獻、物品等，進行整理與研究。如他們的一個課題為研究1950年後的「集體化時代」，就大量利用社會調查收集到的資料展開研究。上述學術團隊的工作使社會調查這一方法形成規模、突出特色，並擴大了影響。1990年代以後，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學者，越來越重視採用社會調查方法展開研究，社會調查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一種相當普遍而重要的研究方法。與此同時，這些社會調查收集到的大量民間資料也陸續整理出版，為社會史及其他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社會調查方法對社會史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首先是可以收集到原始、鮮活的資料，特別是藏於民間，甚至是活在民間生活中的資料，彌補單純文本史料的偏重上層、文字書面等的偏狹，大大擴展和豐富了歷史資料範圍和種類。特別對於以民間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社會史而言，這類資料正是來自上層的文本資料所缺乏，而更直接反映民間社會的最直接而鮮活的重要資料。其次是增強了研究者的現場感，更接近研究對象的原生態，體味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更接近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更好地理解和體味他們的生活、感情，有助於更深入地解讀史料、理解研究對象。

四、個案研究與微觀研究

以往歷史研究也有對某一歷史事件或某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但這並非社會史意義上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的概念來自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種基本方法，指對某一特定的個體、群體或組織在較長時間裡連續進行調查，廣泛系統地收集有關資料，從而進行系統的分析、解釋、推理過程，以求發現其社會普遍性意義。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也與此相近，即以一個較小規模的社會群體作為研究單元進行全面、細緻的微觀研究，如某個族群、村落、群體，乃至某個家族、家庭或個人，對其作具體、微觀而全面的深入觀察與研究，以求細緻而全面地考察其內部結構與內在機理，從中發現其特殊性與普遍性。實際上，「個案研究」已廣泛運用於其他許多學科領域，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又有各自的特點。

社會史在1980年代初興時期，研究者較多關注一些宏觀問題，除社會史理論方法之外，還有如社會性質、社會結構、社會群體等一般性問題。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社會史研究的對象開始具體化、分解化，研究者開始關注具體的社會事物或社會現象，因而需要進行具體、細緻的觀察與剖析，通過大量具體而微的研究，以了解構成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的內部結構與機理，在此之上才有可能對社會整體進行概括。如對鄉村結構、宗族關係等的研究，首先需要對一些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村莊、宗族個案進行剖析，在大量個案研究的基礎，才有可能對宏觀的鄉村結構得出切實的判斷。因此，在1990年代以後，社會史研究從籠統走向深入，從宏觀漸入微觀，研究者關注的重心也開始從宏觀建構向微觀研究轉向，表現為研究論題由宏大敘事轉向個案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運用「個案研究」法，選取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個案，進行具體、深入、細緻的考察與剖析，以求探索其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特點。1990年代后興起至今愈益興旺的城市史和區域史研究，就是社會史研究個案化、具體化、精細化的例證。具體個案研究需要微觀而深入地考察、描述，或稱之為「深描」。19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史研究領域的拓展和深入，「個案研究」取代「宏大敘事」成為社會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往往選擇一些個案作為研究論題，如對某一個城市、區域、鄉村、群體、團體、宗族、家族、個人的個案研究。進入本世紀以來，個案研究已經成為近代社會史領域一個相當普遍、甚至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了。這種個案研究法的盛行，促使近代社會史研究更加深入、豐富、具體化，回歸本土，切近民間原生態。但這種方法的運用，又往往出現過於偏重微觀記述，而缺少宏觀聯繫；偏於個案的特殊性，而缺少特殊性與普遍性聯繫，因而價值減弱的缺陷，即所謂「碎片化」的弊病。對此近年不少學者進行反省，如最近的一次集中討論是《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開闢的專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其中有數篇文章出自近代社會史研究者，他們對社會史研究中『碎片化』問題進行分析，提倡應將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

五、社會心理分析—心態史

社會心理學是社會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是對人們的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首先是西方史學研究者借鑒這一方法進行史學研究，稱為「心態史」。我國社會史復興以後，一些學者也借鑒這一方法，對近代社會變遷中一些社會心理現象進行研究。較早是對一些社會群體社會心理、心態進行研究，作出了一些具有開拓意義的成果。如馬敏《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一文(11)，運用社會心理結構理論，對商人群體在近代社會經濟變遷過程中社會心理結構的演變進行了探討，這在當時是一個新穎的角度。程歗《晚清鄉土意識》一書(12)，對晚清社會變遷過程中反映出來的鄉土意識及其表現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從「鄉土意識」概念到研究角度，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一書(13)，對近代「上海人」這一生活在通商首埠的特定人群，社會心態的演變及市民性格的形成進行了比較具體而深入的考察分析，是區域社會心態史及城市市民性格史的開拓性研究。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一書(14)，系統考察了近代以來江浙農民社會心理的變遷，還對許多行為與現象尤其是有關現實問題提出了分析與評論，充分顯示了社會學與社會史跨學科研究的優勢。這些成果都是在社會史領域較早利用社會心理理論進行研究的比較成功的開拓性成果。

1998年在蘇州舉辦的第七屆中國社會史年會，將「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確定為會議主題，反映出運用社會心理理論進行研究的心態史，已經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與認同。此後運用社會心理學研究心態史的成果增多，研究方法也更多樣。如一些學者對於一些政治運動中體現出來的一定社會群體的社會心理進行研究，從這一新角度對以往的政治「舊話題」進行再考察，得出一些新的分析。如義和團運動是箇舊話題，2000年趙泉民發表的《試析晚清新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的心理》一文(15)，考察新型知識分子作為處於古今中西新舊多重文化之間的邊際人，對於以下層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運動呈現出複雜的心態：懼亂、媚外的敵視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態及同情讚賞的態度。這種文化心態導致他們與下層民眾運動的隔離，對隨後的辛亥革命也產生了較大影響。還有鄭永華《辛亥時期會黨社會心態之變化》一文(16)，運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對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社會心態進行分析，嘗試從另一側面來把握會黨在當時的表現及作用。這些運用社會心理理論，從社會史角度重新研究政治舊話題的成果，突破了以往單純從階級鬥爭和政治集團視角研究政治運動的舊框架，為認識這些舊話題開拓了新角度和新層面。

這些借鑒社會心理分析進行心態史研究的嘗試，使得史學研究深入到人們的意識、心態層面，探索社會變遷與社會意識和人們心態之間的關係，不僅開闢了新研究領域，也將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六、詞語分析法—概念史

詞語分析法是語言學的基本方法，即對某一個特定詞語的構成、涵義、使用、認知，以及詞語的形成過程、文化意義、社會因素、使用環境、解讀等進行分析的方法。上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首先出現「語言學轉向」，即運用語言分析、語言建構等方法進行史學研究。1990年代以後，這一研究方法引入我國，一些學者也開始運用詞語分析法進行近代社會史研究。如有學者對中國近代形成的一些新詞語進行分析，特別對於一些從西方翻譯過來或從日本借用過來而被廣泛使用的新詞語，或具有一定標誌性意義的關鍵詞，進行語言翻譯學、傳播學、語義學、文化建構等方面的分析，揭示這些新詞語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相互關係。這些新詞語往往是具有一定社會文化內涵的概念或觀念，因此運用詞語分析方法所作的研究又被稱為「概念史」或「觀念史」研究，屬於社會史與文化史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

運用詞語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首推黃興濤。他近十餘年來發表了系列相關論著，如專題研究論文《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還有研究專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他在這些論著中運用詞語分析法，對一些近代史上重要名詞的形成、傳播、使用、意義內涵及其演變進行考察，並從文化思想史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挖掘這些名詞內含的社會和文化意義，達到了相當的深度。黃興濤還發表《「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和《概念史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對詞語分析法進行了方法論的探討。黃興濤的這些研究，開拓了詞語分析法的新路徑，運用社會史方法將文化思想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更深層次，可以說是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進行深層研究的成功實踐。

運用詞語分析進行研究的另一個範例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觀濤和劉青峰，他們領導的研究團隊運用電子計算機的搜索功能，對《新青年》《少年中國》《每月評論》等十二種近代史流行的時政雜誌進行統計分析，建立了1.2億字的中文文獻資料庫「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以關鍵詞如「權利」「個人」「公理」「民主」「社會」「科學」「經濟」等政治術語的統計分析為基本素材，對這些近代流行的重要觀念術語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彙集為《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運用關鍵詞語的統計分析，考察它們對應的西方現代政治觀念在中國的引進、演變以及定型過程。這一研究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其借鑒電子技術和統計學的新穎研究方法，用電子資料庫統計詞語分析法進行思想觀念史研究，突破了以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等有限文本為分析依據的局限，開啟以海量文本資料為基礎、以關鍵詞語為中心、以統計分析為依據的觀念史研究新方法，使得研究結果變為可以驗證的。該書既是思想文化史的一個創新成果，也是社會文化史視野下運用詞語分析法進行觀念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運用詞語分析法進行的概念史或觀念史研究，是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交叉研究路徑，這一新路徑的開拓，使社會觀念研究從詞語字面推進到深層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七、文化建構方法

「建構理論」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理論，意指知識並非只是對客觀事物的直接呈現，而是由人在文化傳統、生活經驗、主觀願望、客觀條件、語境等社會文化諸因素綜合互動作用下「建構」起來的。此一理論被視為西方理論「語言學」轉向的一個標誌，或稱為「社會文化建構理論」。這一理論后被一些西方史學家借鑒而引入研究歷史，用於對歷史上某一社會文化現象的形成、內涵、結構、操作、效用、影響等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進行研究，可稱為「文化建構」方法。如英國學者彼得·伯克所著《製造路易十四》一書，不同於一般人物傳記的傳統寫法，而是考察17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公眾形象的製作、傳播與接受的歷史。作者旁徵博引當時再現路易十四的媒體——油畫、版畫、雕刻、文學、紀念章、戲劇、芭蕾、歌劇等，全面論述了當時形象製造者如何推銷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識形態、宣傳廣告、操縱民意來包裝君主，清晰地呈現了權力與藝術的互動關係。該書堪稱運用文化建構理論進行歷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史學界也開始借鑒這一理論，對近代一些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建構性分析。如民國初建后，隨著由共和政體取代帝制，國家禮儀制度也出現較大變化，一些研究者即運用文化建構理論分析新禮儀、新節日的形成及確立。再如「民族國家」是近代形成的一個重要政治觀念和國民意識，有學者對這一觀念如何建構的過程進行研究。對近代女性形象和角色的建構也是女性史研究的一個新角度。近年還有學者運用建構理論研究歷史記憶。如2011年為辛亥革命百周年，有多位學者運用文化建構方法研究辛亥革命記憶，如雙十節、辛亥革命紀念館、孫中山形象、辛亥革命話語表述等。隨著這種方法的運用日益廣泛，「建構」、「語境」、「話語」等辭彙，也日見頻繁地出現在史學研究者論著中，多帶有建構理論的意涵。

以上對中國社會史發展近三十年來研究方法開拓性和創新性比較突出的七條路徑作了簡要梳理與分析，其中有因研究視角轉換引起的史料範圍的擴展和重心轉移，有因研究對象轉換帶來的理論方法跨學科綜合特徵，也有與具體社會科學方法相結合而形成的特色研究路徑，還有伴隨理論方法創新而出現了新概念、新辭彙群，以及對歷史的新建構方式，可謂多姿多彩。這些路徑的開拓，反映了社會史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格局，呈現立體化、多層面的創新，正在形成具有自身學科特色的理論方法、概念工具和辭彙系列，這是社會史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也使社會史學科與其他專史相比突顯其特色。同時，這些社會史研究方法也在向其他專史領域擴散和滲透，一些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等專史領域研究者，也開始吸收借鑒這些社會史研究方法，從而促進了史學研究的綜合化，這也成為史學研究創新的一個動向。

社會史研究方法在不斷探索創新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缺陷與偏失，如碎片化、平面化、淺薄化、過度社會科學化、重複性研究過多、缺少獨立理論創新等，這些已經形成社會史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也已經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有了一些討論，但還需在實踐中加以矯正與超越，這是另一個更值得重視和討論的問題，在此暫不贅述。

社會史因研究方法創新而成為史學創新最具活力的生長點，也由於適逢當今社會轉型而與時代需求相契合，中國社會史研究應當為當今中國社會轉型及中國發展道路提供理論創新成果，這是社會史研究者當今的時代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