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談美感教育

愛美是人類天性，凡是天性中所固有的必須趁適當時機去培養，否則像花草不及時下種、及時培植一樣，就會凋殘萎謝。

世間事物有真、善、美三種不同的價值，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種不同的活動。這三種心理活動恰和三種事物價值相當：真關於知，善關於意，美關於情。人能知，就有好奇心，就要求知，就要辨別真偽，尋求真理。人能發意志，就要想好，就要趨善避惡，造就人生幸福。人能動情感，就愛美，就歡喜創造藝術，欣賞人生自然中的美妙境界。求知、想好、愛美，三者都是人類天性；人生來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備，人生才完美。

教育的功用就在順應人類求知、想好、愛美的天性，使一個人在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調和的發展，以達到完美的生活。「教育」一詞在西方為education，是從拉丁動詞educarc來的，原義是「抽出」。所謂「抽出」就是「啟發」。教育的目的在啟發人性中固有的求知、想好、愛美的本能，使它們盡量生展。中國儒家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是「盡性」。他們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參天地之化育。」教育的目的可以說就是使人「盡性」，「發揮性之所固有」。

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這三方面同時發展，於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節目。智育叫人研究學問，求知識，尋真理；德育叫人培養良善品格，學做人處世的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創造藝術，欣賞藝術與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尋出豐富的興趣。「三育」對於人生本有同等的重要，但是在流行教育中，只有智育被人看重，德育在理論上的重要性也還沒有人否認，至於美育則在實施與理論方面都很少有人顧及。二十年前蔡孑民先生一度提倡過「美育代宗教」，他的主張似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

還有一派人不但忽略美育，而且根本仇視美育。他們彷彿覺得藝術有幾分不道德，美育對於德育有妨礙。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就以為詩和藝術是說謊的，逢迎人類卑劣情感的，多受詩和藝術的熏染，人就會失去理智的控制而變成情感的奴隸，所以他對詩人和藝術家說了一番客氣話之後，就把他們逐出「理想國」的境外。中世紀耶穌教徒的態度也很類似。他們以倡行苦行主義求來世的解脫，文藝是現世中一種快樂，所以被看成一種罪孽。近代哲學家中盧梭是平等自由說的倡導者，照理能看得寬遠一點，但是他仍是懷疑文藝，因為他把文藝和文化都看成樸素天真的腐化劑。托爾斯泰對近代西方藝術的攻擊更絲毫不留情面，他以為文藝常傳染不道德的情感，對於世道人心影響極壞。他在《藝術論》里說：「每個有理性有道德的人應該跟著柏拉圖以及耶回教師，把這問題重新這樣決定：寧可不要藝術，也莫再讓現在流行的腐化的虛偽的藝術繼續下去。」

這些哲學家和宗教家的根本錯誤在認定情感是惡的，理性是善的，人要能以理性鎮壓感情，才達到至善。這種觀念何以是錯誤的呢?人是一種有機體，情感和理性既都是天性固有的，就不容易拆開。造物不浪費，給我們一份家當就有一份的用處。無論情感是否可以用理性壓抑下去，縱是壓抑下去，也是一種損耗，一種殘廢。人好比一棵花草，要根莖枝葉花實都得到和諧的平均的發展，才長得繁茂有生氣。有些園丁不知道盡草木之性，用人工去歪曲自然，使某一部分發達到超出常態，另一部分則受壓抑摧殘。這種畸形發展是不健康的狀態，在草木如此，在人也是如此。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殘一部分天性而去培養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發展；理想的教育是讓天性中所有的潛蓄力量都得盡量發揮，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調和發展，以造成一個全人。所謂「全人」，除體格強壯以外，心理方面真、善、美的需要必都得到滿足。只顧求知而不顧其他的人是書蟲，只講道德而不顧其他的人是枯燥迂腐的清教徒，只顧愛美而不顧其他的人是頹廢的享樂主義者。這三種人都不是「全人」而是「畸形人」，精神方面的駝子、跛子。養成精神方面的駝子、跛子的教育是無可辯護的。

美感教育是一種情感教育。它的重要我們的古代儒家是知道的。儒家教育特重詩，以為它可以興、觀、群、怨；又特重禮樂，以為「禮以制其宜，樂以導其和」。《論語》有一段話總述儒家教育宗旨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三項可以說都屬於美感教育。詩與樂相關，目的在怡情養性，養成內心的和諧；禮重儀節，目的在使行為儀錶就規範，養成生活上的秩序。蘊於中的是性情，受詩與樂的陶冶而達到和諧；發於外的是行為儀錶，受禮的調節而進到秩序，內具和諧而外具秩序的生活，從倫理觀點看，是最善的；從美感觀點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來的人要在倫理和美感觀點都可以看得過去。

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他們的著重點無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們的最後鵠的，這是他們與西方哲學家、宗教家柏拉圖和托爾斯泰諸人相同的。不過他們高於柏拉圖和托爾斯泰諸人，因為柏拉圖和托爾斯泰諸人誤認美育可以妨礙德育，而儒家則認定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道德並非陳腐條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從根本做起，必須怡情養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養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礎功夫。嚴格地說，善與美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們的必有條件同是和諧與秩序。從倫理觀點看，美是一種善；從美感觀點看，善也是一種美。所以在古希臘文與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個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語文中，「善」與「美」二字雖分開，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對於生活不苟且，猶如藝術家對於作品不苟且一樣。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愜心貴當，生活也需求愜心貴當。我們嫌惡行為上的卑鄙齷齪，不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們讚賞行為上的光明磊落，不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個真正有美感修養的人必定同時也有道德修養。

美育為德育的基礎，英國詩人雪萊在《詩的辯護》里也說得透闢。他說：「道德的大原在仁愛，在脫離小我，去體驗我以外的思想行為和體態的美妙。一個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須能深廣地想象，必須能設身處地替旁人想，人類的憂喜苦樂變成他的憂喜苦樂。要達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徑是想象；詩從這根本上做功夫，所以能發生道德的影響。」換句話說，道德起於仁愛，仁愛就是同情，同情起於想象。比如你哀憐一個乞丐，你必定先能設身處地想象他的痛苦。詩和藝術對於主觀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對於客觀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領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擴大想象，培養同情。這種看法也與儒家學說暗合。儒家在諸德中特重「仁」，「仁」近於耶穌教的「愛」、佛教的「慈悲」，是一種天性，也是一種修養。仁的修養就在詩。儒家有一句很簡賅深刻的話：「溫柔敦厚，詩教也。」詩教就是美育，溫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現。

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礎，如上所述。不過美育的價值還不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恆言說：「藝術是解放的，給人自由的。」這句話最能見出藝術的功用，也最能見出美育的功用。現在我們就在這句話的意義上發揮。從哪幾方面看，藝術和美育是「解放的，給人自由的」呢?

第一是本能衝動和情感的解放。人類生來有許多本能衝動和附帶的情感，如性慾、生存欲、佔有慾、愛、惡、憐、懼之類。本自然傾向，它們都需要活動，需要發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它們不但常彼此互相衝突，而且與文明社會的種種約束如道德、宗教、法律、習俗之類不相容。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本能衝動和慾望是無窮的，而實際上有機會實現的卻寥寥有數。我們有時察覺到本能衝動和慾望不大體面，不免起羞惡之心，硬把它們壓抑下去；有時自己對它們雖不羞惡而社會的壓力過大，不容它們赤裸裸地暴露，也還是被壓抑下去。性慾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從前哲學家、宗教家大半以為這些本能衝動和情感都是卑劣的、不道德的、危險的，承認壓抑是最好的處置。他們的整部道德信條有時只在理智鎮壓情慾。我們在上文指出這種看法的不合理，說它違背平均發展的原則，容易造成畸形發展。其實它的禍害還不僅此。弗洛依德派心理學告訴我們，本能衝動和附帶的情感僅可暫時壓抑而不可永遠消滅，它們理應有自由活動的機會，如果勉強被壓抑下去，表面上像是消滅了，實際上在隱意識里凝聚成精神上的瘡結，為種種變態心理和精神病的根源。依弗洛依德看，我們現代文明社會中人因受道德、宗教、法律、習俗的裁製，本能衝動和情感常難得正常的發泄，大半都有些「被壓抑的慾望」所凝成的「情意綜」。這些情意綜潛蓄著極強烈的搗亂力，一旦爆發，就成精神上種種病態。但是這種潛力可以借文藝而發泄，因為文藝所給的是想象世界，不受現實世界的束縛和衝突。在這想象世界中，慾望可以用「望梅止渴」的辦法得到滿足。文藝還把帶有野蠻性的本能衝動和情感提到一個較高尚較純潔的境界去活動，所以有升華作用。有了文藝，本能衝動和情感才得自由發泄，不致凝成瘡結釀為精神病，它的功用有如機器方面的「安全瓣」。弗洛依德的心理學有時近於怪誕，但實含有一部分真理。文藝和其他美感活動給本能衝動和情感以自由發泄的機會，在日常經驗中也可以得到證明。我們每當愁苦無聊時，費一點工夫來欣賞藝術作品或自然風景，滿腹的牢騷馬上就煙消雲散了。讀古人痛快淋漓的文章，我們常有「先得我心」的感覺。看過一部戲或是讀過一部小說以後，我們覺得曾經緊張了一陣是一件痛快事。這些快感都起於本能衝動和情感在想象世界中得解放。最好的例子是歌德著《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經過。他少時愛過一個已經許人的女子，心裡痛苦已極，想自殺以了一切。有一天他聽到一位朋友失戀自殺的消息，想到這事和他自己的境遇相似，可以寫成一部小說。他埋頭兩禮拜，寫成《少年維特之煩惱》，把自己心中怨慕愁苦的情緒一起傾瀉到書里，書成了，他的煩惱便去了，自殺的念頭也消了。從這實例看，文藝確有解放情感的功用，而解放情感對於心理健康也確有極大的裨益，我們通常說一個人情感要有所寄託，才不致枯燥煩悶，文藝是大家公認為寄託情感的最好的處所。所謂「情感有所寄託」，還是說它要有地方可以活動，可得解放。

其次是眼界的解放。宇宙生命時時刻刻在變動進展中，希臘哲人有「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的譬喻。所以在這種變動進展的過程中每一時每一境都是個別的、新鮮的、有趣的。美感經驗並無深文奧義，它只在人生世相中見出某一時某一境特別新鮮有趣而加以流連玩味，或者把它描寫出來。這句話中「見」字最緊要。我們一般人對於本來在那裡的新鮮有趣的東西不容易「見」著。這是什麼緣故呢?不能「見」必有所蔽。我們通常把自己囿在習慣所畫成的狹小圈套里，讓它把眼界「蔽」著，使我們對它以外的世界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比如我們如果囿於飲食男女，飲食男女以外的事物就見不著；囿於奔走鑽營，奔走鑽營以外的事就見不著。有人向海邊農夫稱讚他的門前海景美，他很羞澀地指著屋後菜園說：「海沒有什麼，屋后的一園菜倒還不差。」一園菜囿住了他，使他不能見到海景美。我們每個人都有所囿，有所蔽，許多東西都不能見，所見到的天地是非常狹小的、陳腐的、枯燥的。詩人和藝術家所以超過我們一般人者就在情感比較真摯，感覺比較銳敏，觀察比較深刻，想象比較豐富。我們「見」不著的他們「見」得著，並且他們「見」得到就說得出，我們本來「見」不著的他們「見」著說出來了，就使我們也可以「見」著。像一位英國詩人所說的，他們「借他們的眼睛給我們看」。中國人愛好自然風景的趣味是陶、謝、王、韋諸詩人所傳染的。在透納和惠司勒以前，英國人就沒有注意到泰晤士河上有霧。拜倫以前，歐洲人很少讚美威尼斯。前一世紀的人崇拜自然，常咒罵城市生活和工商業文化，但是現代美國、俄國的文學家有時把城市生活和工商業文化寫得也很有趣。人生的罪孽災害通常只引起忿恨，悲劇卻教我們於罪孽災禍中見出偉大莊嚴；醜陋乖訛通常只引起嫌惡，喜劇卻叫我們在醜陋乖訛中見出新鮮的趣味。倫勃朗畫過一些疲癃殘疾的老人以後，我們見出醜中也還有美。象徵詩人出來以後，許多一縱即逝的情調使我們覺得精細微妙，特別值得留戀。文藝逐漸向前伸展，我們的眼界也逐漸放大，人生世相越顯得豐富華嚴。這種眼界的解放給我們不少的生命力量，我們覺得人生有意義、有價值，值得活下去。許多人嫌生活枯燥，煩悶無聊，原因就在缺乏美感修養，見不著人生世相的新鮮有趣。這種人最容易墮落頹廢，因為生命對於他們失去意義與價值。「哀莫大於心死」，所謂「心死」就是對於人生世相失去解悟與留戀，就是不能以美感態度去觀照事物。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閑階級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豐富華嚴的世界中隨處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朱子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詩所寫是一種修養的勝境。美感教育給我們的就是「源頭活水」。

第三是自然限制的解放。這是德國唯心派哲學家康德、席勒、叔本華、尼采諸人所最著重的一點，現在我們用淺近語來說明它。自然世界是有限的，受因果律支配的，其中毫末細故都有它的必然性，因果線索命定它如此，它就絲毫移動不得。社會由歷史鑄就，人由遺傳和環境造成。人的活動寸步離不開物質生存條件的支配，沒有翅膀就不能飛，絕飲食就會餓死。由此類推，人在自然中是極不自由的。動植物和非生物一味順從自然，接受它的限制，沒有過分希冀，也就沒有失望和痛苦。人卻不同，他有心靈，有不可饜的慾望，對於無翅不飛、絕食餓死之類事實總覺有些歉然。人可以說是兩重奴隸，第一服從自然的限制，其次要受自己慾望的驅使。以無窮慾望處有限自然，人便覺得處處不如意、不自由，煩悶苦惱都由此起。專就物質說，人在自然面前是很渺小的，它的力量抵不住自然的力量，無論你有如何大的成就，到頭終不免一死，而且科學告訴我們，人類一切成就到最後都要和諸星球同歸於毀滅，在自然圈套中求征服自然是不可能的，好比孫悟空跳來跳去，終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但是在精神方面，人可以跳開自然的圈套而征服自然，他可以在自然世界之外另在想象中造出較能合理慰情的世界。這就是藝術的創造。在藝術創造中人可以把自然拿在手裡來玩弄，剪裁它，錘鍊它，重新給予生命與形式。每一部文藝傑作以至於每人在人生自然中所欣賞到的美妙境界都是這樣創造出來的。美感活動是人在有限中所掙扎得來的無限，在奴屬中所掙扎得來的自由。在服從自然限制而汲汲於飲食男女的尋求時，人是自然的奴隸；在超脫自然限制而創造欣賞藝術境界時，人是自然的主宰，換句話說，就是上帝。多受些美感教育，就是多學會如何從自然限制中解放出來，由奴隸變成上帝，充分地感覺人的尊嚴。

愛美是人類天性，凡是天性中所固有的必須趁適當時機去培養，否則像花草不及時下種、及時培植一樣，就會凋殘萎謝。達爾文在自傳里懊悔他一生專在科學上做功夫，沒有把他年輕時對於詩和音樂的興趣保持住，到老來他想用詩和音樂來調劑生活的枯燥，就抓不回年輕時那種興趣，覺得從前所愛好的詩和音樂都索然無味。他自己說這是一部分天性的麻木。這是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鑒。美育必須從年輕時就下手，年紀愈大，外務愈紛繁，習慣的牢籠愈堅固，感覺愈遲鈍，心理愈複雜，藝術欣賞力也就愈薄弱。我時常想，無論學哪一科專門學問，干哪一行職業，每個人都應該會聽音樂，不斷地讀文學作品，偶爾有欣賞圖畫、雕刻的機會。在西方社會中這些美感活動是每個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節目。我們中國人除專習文學藝術者以外，一般人對於藝術都漠不關心。這是最可惋惜的事。它多少表示民族生命力的低降與精神的頹靡。

文章來源：《大美人生：朱光潛隨筆》，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